周立波当年写清溪，“说是清溪没有溪，田塍道上草萋萋”。如今走在文学村庄里，三位作家看到的模样，与文字里的想象颇有不同。陈建功说，他在清溪村看到了“充满了愿望和热情”的面孔，这些面孔背后有一种向上的劲头，让他感受到未来新农村的希望。
“乡村改变了村民，现在的农民形象与以往大不相同，他们会用农机，是有思想的新农人。”王跃文说，他和清溪村许多村民打过交道，发现他们谈的不只是田里的事，还有书、外面的世界。邓旭东接过话，说他就是在这片土地重新长出来的人。“周立波写的是山乡怎么变，我们这一代人要回答的是，人怎么在山乡里长。”在他看来，清溪的变化不只是屋多了、路宽了，而是村民开始提笔写作、开口谈文学，“这是一个乡村的命运之变”。
话题从村庄面貌转向文学本身，落到新农村写作上。王跃文谈起自己作品中大量使用的方言。他说，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人，不会把话说得十分文艺。台下有人笑了，他却认真起来：文学创作不是刻意把方言搬进作品，而是从生活语言里发现文学。
陈建功把目光投向周立波笔下的人物。他说，周立波写人从不扁平，正因写出了人的复杂与多面，那些角色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，也不能一味地把山乡写成背景，而是要写人怎样在土地上扎根、生长。说到这里，他感慨道：“人不是被困在山乡里的，而是从山乡里长出来的。”
聊到清溪书屋，王跃文的神色柔和下来。2023年，他拿到“王跃文清溪书屋”的钥匙，此后每年都回来看看，跟书屋管理员保持着联系。“书屋的选址、设计和展陈前后和我沟通了很多次。”他说，每次回清溪都觉得亲切，像回自己家一样。在他看来，书屋不只是摆书的地方，村民有事没事进来坐坐、翻两页书，文学才算真正落到了乡土里。
陈建功则谈起20世纪80年代初在京西乡村的观察，提到当年座谈会上关于“时代精神”的发言。四十多年过去，他依旧认为作家要把写作内容和时代串联，把生活的时代真实地呈现出来。他坦率地说，自己开始写作，是为了拯救一个卑微的自己。直到新时代来临，他才意识到，文学要回到真诚书写心灵的初心，要关注对人性的开掘，也要用好地方语言独特的优势。
对话之外，还有一份郑重的托付。活动开场前，陈建功向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捐赠了签名作品。一本书入藏清溪，一场对话留在村庄，文学在这里既被珍藏，也继续生长。